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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編鐘的特點和文化價值！

    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學界為之震驚，因為在兩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樂器，如此恢宏的樂隊，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極為罕見的。曾侯乙墓編鐘的鑄成，表明中國青銅鑄造工藝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國古代音律科學的發(fā)達程度，它是中國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結晶，也是中國“文明古國”的歷史輝煌。這座罕見的先秦大墓，隱藏著無數(shù)古代的奧秘，墓中大量樂器和音樂文物的重見天日，是古代音樂史上一次空前的大發(fā)現(xiàn)，舉世無雙的曾侯乙編鐘，震驚了世界。

一、編鐘是世界音樂史上的奇跡

　　隨州曾侯乙編鐘是我國目前出土數(shù)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氣勢最宏偉的一套編鐘，堪稱“編鐘王”。凡有機會耳聞目睹過的人，無不為此千古絕響驚嘆叫絕，贊譽它不愧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之瑰寶，世界音樂史之奇跡。 在曾侯乙編鐘上，刻有關于記事、標音、律名關系的錯金銘文2828字，加上鐘架筍梁（橫梁）、編懸配件上的銘文、磬銘文、磬盒銘文總字數(shù)3775字，其內容是先秦樂律的重要資料，被專家學者稱之為“一部珍貴的音樂理論論著”，“一部不朽的古代樂律學典籍”。 64件編鐘（楚惠王送給曾侯乙的 鐘除外），每件都能發(fā)出兩個樂音，每鐘雙音并呈和諧的大小三度關系，其音階相當于現(xiàn)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全套編鐘音質純正、音色優(yōu)美、音域寬廣，達五個多少8度（C2——D7），12個半音齊全、且有變化音，能旋宮轉調，演奏各種 采用和聲、復調以及轉調手法的中個樂曲。實踐證明：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而不是此前有些專家認為是秦漢時代，更不是來自古希臘傳入的泊來品），我國音樂就已發(fā)展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在7聲音階、5個8度音、12個半音以及旋宮轉調的表現(xiàn)手法上，就已形成理論與實踐。因而，編鐘的出土，使用權傳統(tǒng)樂律學不得不重新估價，世界音樂史不得不重新改寫。著名音樂家賀綠汀說：“曾侯乙編鐘的出土，中國古代音樂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p>

二、編鐘是古代鑄造史上的頂峰

　　隨州編鐘及其曾侯乙墓中的文物，不僅為考古學、天文學、古文字學、歷史學、古代科技史、音樂史等方面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還對研究古代青銅鑄造史提供了大量實物。 墓中出土的4640余件青銅禮器、樂器、加上青銅質地兵器、車馬器在內，重達10噸之巨，消耗的銅、金、錫、鉛等金屬約12噸。這些青銅器物造型之復雜，紋飾裝璜之精美，都是世所罕見的。通過現(xiàn)代科學鑒定，在其制做工藝上，綜合使用了渾鑄、分鑄、錫焊、銅焊、雕刻、鑲嵌、鉚接及溶模鑄造技術。尤其是編鐘鑄造，為保證其樂鐘的音響效果及綜合性能，合金原料高純銅及鋁錫的科學配比以及鐘壁厚度的科學設計，都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這些都表明，當時我國金屬冶煉和鑄造的工藝水平，也達“世界之巔”。

三、編鐘是中華文明所創(chuàng)造的輝煌

　　“ 中國是鐘的王國”。 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鐘，并有過“鐘鳴鼎食”的燦爛文明。 我國的鑄鐘史從原始到戰(zhàn)國，經(jīng)歷了一千多年的發(fā)展時期。據(jù)考，鐘的前身是鈴，從原始的瓷甬鐘到早商的扁園形銅鈴，至殷商的鐃，西周中期三件一組的穆王編鐘發(fā)展到八件一組，歷經(jīng)春秋時期的九件、十三件一組，繼而發(fā)展到戰(zhàn)國時期的大型 編鐘。從單音鐘到按音階編列演奏的樂鐘，凝聚著古老中華民族的智慧和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結晶。 史料表明，世界文明古國的埃及、巴比倫、印度也都有過鑄鐘的實踐，但他們的鐘口都是園形，而園形鐘無論怎樣敲，都是一個基音，且延續(xù)（余音）長，很給形成音律。而隨州曾侯乙編鐘之所以能成為樂鐘，關鍵在于它洽當?shù)剡\用合金材料在科學配比的基礎上，成功地采用了“復合陶范”鑄造技術、鋁錫為模料的熔模法，加上鐘壁厚度的合理設計、鼓部鐘腔內的音脊設置、爐火純清的熱處理技術，才能使鑄件形成“合瓦形”，產(chǎn)生“雙音區(qū)”，構成“共振腔”。才能達到編鐘的浮雕花飾，還在于對它所在的振動區(qū)起著負載作用，達到加速高頻的衰減，有助于編鐘進入穩(wěn)態(tài)振動。所有這些，無不折射出那個遙遠時代中華文明所創(chuàng)造的輝煌。 華中理工大學博士研究生劉克明運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對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他認為：“隨州曾侯乙編仲是科學技術史上一項最早而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它具有完備的技術體系和豐富的工程技術語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鑄造技術，在工程圖學上極有價值，是世界任何一部科學技術史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藝術的寫照，同時，它也為科學技術技術的未來發(fā)展做出了楷模。堪與古埃及金字塔、中國的萬里長城、巴比倫空中花園等世界奇跡相媲美。

曾侯乙編鐘創(chuàng)造了多項世界之最，這些都是它區(qū)別其它地區(qū)編鐘的最大特點。

    一、規(guī)模之最：我國迄今出土的編鐘，超逾百批，數(shù)已千件，主要分布在中原及江南地區(qū)，其中曾侯乙編鐘數(shù)量最多，規(guī)模最龐大，重量最重，保存最完好，全套編鐘共計65件，分三層三組懸掛，長7.45米、寬3.45米、高2.78米、總重5000多公斤。隨州不僅出土了65件曾侯乙編鐘，還出土有曾侯乙二號編鐘36件，新火車站廣場編鐘  件等等，可以說隨州是世界上出土編鐘數(shù)量最多的地區(qū)。

     二、工藝之最：曾侯乙編鐘熔先秦工藝美術之大成于一爐，其蟠龍舞鳳的鐘體紋飾，栩栩如生的青銅武士，閃閃發(fā)光的錯金銘文，黑地紅飾的橫梁彩繪，鏤空花鳥的橫梁銅套，大鐘甬、衡上的鑄鑲紅銅紋飾，銅人座上的錯嵌寶石，匯集了塑、雕、刻、鏤、髹（漆）、畫、嵌、錯等多種技法于一體。構思奇巧，氣勢磅礴，為世界工藝美術史上之絕品。

    三、音樂之最：全套編鐘音色優(yōu)美，有深沉渾厚的低音、圓潤淳樸的中音、清脆透明的高音。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十二半音齊備，與現(xiàn)代以C大調為標準的標音體系吻合，可以旋宮轉調，演奏五聲至七聲音階的各種樂曲。曾侯乙編鐘一鐘雙音，每件鐘均有呈三度音程的兩個樂音可分別擊發(fā)而互不干擾，也可同時擊發(fā)成悅耳的和聲。曾侯乙編鐘的出土將我國音樂史提前了四百多年。

    四、銘文之最：全套編鐘銘文共計3755字銘文，在也知出土青銅文物中銘文數(shù)量最多，銘文內容為編號、記事、標音及樂律理論，銘文多數(shù)錯金。甬鐘鉦部均有“曾侯乙作持”5字，標明鐘的主人為曾侯乙。樂律理論闡釋了某音在曾國及楚、晉、齊、申、周等國或地區(qū)的律名及其間對應關系。其中有一件鎛鐘銘文記載了楚慧王在政56年（公元前433年）時親自向曾侯乙贈送了一件鎛鐘，標明了曾楚兩國的友誼關系。

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對我國古代音樂史有著重大意義。

    湖北隨州擂鼓墩遺址出土的戰(zhàn)國時期的曾侯乙墓編鐘，是目前同類出土樂器中一支數(shù)量較多、規(guī)模最大、音域最寬、音律較準、保存較好的樂器。是我國十二樂音體系中最早具有半音音階關系的一套完整的特大型定調樂器。它表明早在2400多年前，我國歷史上的編鐘音樂文化所達到的驚人成就。

    1、整套編鐘共64枚，分上中下三層，上層鈕鐘19枚，分三組排列。中下兩層為甭鐘，有45件，也分三組。編鐘之外另有一件是楚惠王鑄贈曾侯乙的镈鐘。這套編鐘是目前所見古代編制最為龐大的一套編鐘，為后人了解曾國宮廷音樂的規(guī)模、音樂活動情況進一步提供了實物資料。它標志著春秋戰(zhàn)國時期音樂文化所達到的高度水平。

    2、編鐘的總音域達到五個八度，十二律齊備。鐘上共有2800多個錯金銘文，記載了當時楚、齊、晉、周、申、曾等國的各種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對照情況。這些都反映出春秋戰(zhàn)國之際各地音樂文化交流的實際情況，并為研究戰(zhàn)國時期的古代樂律提供了實證資料，這也說明我國音樂文化中的旋宮轉調問題不止是確鑿有據(jù)的理論，而且已有音樂實踐成果。

    3、多數(shù)甬鐘可發(fā)兩音(分別在鼓部和隧部)引發(fā)了研究者對雙音規(guī)律實際運用的范圍、意義及出現(xiàn)時代的思考。

    4、編鐘的上層鈕鐘的律制與三分損益律近似，說明三分損益律較早運用于實踐中。各組編鐘八度音程的音分值皆不同，戶層三組編鐘的律制近似純律，說明這套編鐘是復合律制。

　　由此可以看出，從編鐘制作、月律學理論等方面，研究者都能從曾侯乙墓編鐘得到直接的解答和啟發(fā)。